社会到底是怎样记忆的？康纳顿的《社会如何记忆》进行了详细的梳理研究。

任何新生的事物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任何事件也不是天外来客，它们都有自己产生的前因，正如康纳顿所说：“所有开头都包含回忆的因素。”由此而论，人类社会的事件包括新生事物都肯定有着其对过去记忆因子的吸收。社会记忆的这种规律贯穿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使是看似标新立异的社会变革运动也不例外，至于那些为了社会的某种需要而进行的各种社会活动就更加不在这个规律之外。比如纪念仪式、身体习惯等。一个国家或者集体所倡导的纪念仪式，一方面极力地排斥了他们已经或者正在否定的群体的仪式主张。另一方面，又在强化和发明纪念仪式中某些特殊的仪轨、方式，以此倡导他们的思想和观念。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试图通过纪念仪式使大众明白：他们与前者的不同以及前者被否定的合理性。同时，通过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能唤起民众情感反应的纪念仪式强化了他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也就是达到了和民众的认同。社会记忆中，这些有着明显政治性的记忆影响巨大，也容易被人们所认识。然而，像个人记忆、认知记忆、习惯记忆这三种记忆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原因是它们常常隐藏在躯体记忆之中。就上述三种记忆而言，个人记忆是把自己生活史作为对象的记忆行为，认知记忆是指人们对掌握知识的记忆行为，习惯记忆指人们具有的操演的能力。三种记忆虽然都呈现出个人色彩，但它们都无法离开社会记忆的整体框架而存在。康纳顿说：“记忆不是一个复制的问题，而是一个建构的问题”，“群体给个人提供了他们在其中定位记忆的框架，记忆是通过一种映射来定位的。”可见，给各种记忆以决定性影响力的，是社会大框架中的构成关系，所以他总结说：“研究记忆的社会构成，就是研究使共同记忆成为可能的传授行为。”

在社会记忆中，纪念仪式的作用可谓独特。一种纪念仪式的意义大大超出了纪念本身，实质上是一个继承、存储、革新、强化、认同的过程。各种仪式远远超出了在仪式过程中的表达、形式、场合和重复，而具有了更多的作用。无论是纪念日仪式、祭礼仪式、宗教仪式、节日仪式还是周期性庆典，都在仪式的重演中将社会记忆得到延续和发挥。比如下面的案例：

  青海热贡“鲁热”仪式

“热贡”地区指的是今天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所属的隆务河谷狭长地

带， 约有50个村庄，居民绝大多数是藏族，间有土族。“热贡”是藏语的汉语注

音， 意为金色的谷地。热贡“鲁热”， 意为“六月会”。“六月会”是人们对藏语

“周卦鲁如”的意译，也有称“六月鲁如”、 “六月”拉泽等。“鲁热”仪式是青

海同仁地区藏族、土族及部分汉族共同参加的最为盛大的民间宗教性节日， 在每

年农历六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举行。 届时，各村以村庄为单位，依次举行各种祭

神、娱神的庆典活动。  主要仪式内容有：请神、祭神、献舞、插口钎、开红山、

血祭、送神、 游神等等。 这些仪式各自独立却相互关联，每个村庄侧重点各异，

但都在三天之内完成所有的仪式。 热贡“鲁热”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都令人惊

叹。 同时，民间宗教文化通过仪式、歌舞等活动表现出来，集中展示了同仁地区

文化的丰富多彩。

就青海热贡“鲁热”仪式来说，每年“鲁热”期间，村民们倾巢出动，人人参与。据研究，这种规模宏大的仪式在该地延续了三百多年，到今天，除延续了仪式本身的记忆外，深深加进了社会框架对其要求的烙印。比如，所有“鲁热”仪式都由该村的“拉哇”（法师）主持，而这种“拉哇”是从藏族原始宗教“笨教”中演化而来的。他是神在人间的代表，一旦仪式需要，神灵便进入这个“社会人”的体内（神灵附体），形成颠狂的派头，所有参加仪式的人员都无条件地听从了他的指挥（拉哇一旦进入这种状态，便不再说话，主要用肢体语言安排和管理仪式）。按理说，拉哇的产生是民间的事务，但随着藏传佛教的影响，拉哇已经不再是村民按照原来的仪轨自由选出，而是由当地的活佛认定。这种做法现在已经变成了记忆，套进了“鲁热”的仪式中。这就形象地揭示了一种仪式的记忆和其社会结构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另外，过去的“鲁热”仪式中，各村在祭神时，都是将活生生的羊直接扔进火堆上焚烧以显示对神灵的真诚。而现在，主要是在藏传佛教活佛们的劝阻下，认为这种方式过于残忍，人们便发明了新的祭神替身：有的村用羊肉替代活羊献祭，而更多的村子用炒面和酥油捏塑成“羊”来祭神。这种变化一方面保持了给神灵祭祀献羊的传统记忆，另一方面也加进了现代社会文化的需求，形成了新的记忆，也从而强化了当代人对“鲁热”的记忆。

作为社会记忆的重要方面，身体实践的记忆也显示了丰富的内容。康纳顿把身体实践分成了体化和刻写两种实践，前者指用身体的举动来传达信息的记忆方式，后者指人类通过延伸肢体的功能达到的存储和传播信息的记忆方式。就身体记忆来说，主要表现形式有姿势、举止、手势等身体习惯。这种记忆，既有一个社会对其成员约定俗称的要求，也有成员自身形成的身体举止特征，他们都是社会记忆的一部分，符合社会对这些身体记忆的要求。这些记忆一旦形成，就在社会中流行和使用，并成为一种历史记忆，影响到未来人们的身体记忆。例如，在藏族社会，每当人们用手指某一个寺院、佛像、活佛时，一定是用整个手来指，而且是掌心向上，决不能用某个指头来指，更不能掌心向下。这种身体记忆一直延续至今，其中的内涵和藏族社会对佛教系统的尊崇密不可分，也即身体记忆迎合了社会记忆的需求。自然，一个社会除了共享的身体记忆外，也有各种阶层使用的特殊的身体记忆。正如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所说的“挤眼”一样，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阶层面前，同一个“挤眼”的含意是不尽相同的。对于刻写记忆而言，刻写记忆可以认为是人对身体记忆的延伸与拓展。当人们无法用身体记忆来传递信息时，人们就发明了文字和各种符号系统形成媒介和桥梁来展示记忆信息，这样，刻写记忆便产生在人类社会中。无论是文学作品、宗教经典、电影，还是图片、音乐等等各种刻写的符号系统，在它们产生之初就已经按照社会总体框架的要求对当时的社会记忆有所继承，并揉进了刻写者的个体记忆。而当这些刻写记忆传承下来，对后人发生影响时，它们需要被“阐释”，所以再次被阐释者社会记忆化。这样，刻写记忆的社会记忆特征就更加明显。

本书以社会记忆为总体框架，分别以纪念仪式和身体记忆这两种重要的记忆为突破口，梳理了社会记忆的两种主要路径，从而回答了“社会怎样记忆”的问题。